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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中日再度单独较量的问题,也不可能单独较量
这种一厢情愿是多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色调,现在确实到了需要做些许重新审视的时候了。首先,我先针对时殷弘博士的上述观点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1.不主张现时中国以“ABSOLUTELY BLACK”(绝对黑色)的眼光看待西方。
这一条完全正确。
2.不宜过高地估计美国的威胁,将事情往最坏处想。我们若形成了“受困”心理,否认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那么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是非常危险的,且受害最大的将是中国。
问题在于,究竟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的威胁,还是过低地估计了?我看是后者。时殷弘博士在1996年发表的‘篇文章中就谈到过“受困心理”:“如果中国人自己在美国的压力下,竟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前途(a.长期虚弱、动荡或分裂,并且丧失在我们看来是起码的民族骄傲和自尊;b.在受困心理和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以增强了的国力向西方挑战,或同西方长久对抗),那将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又一次遭遇最大厄运。”②时殷弘博士的这句话近乎有语病:“在美国压力下”,如果这个压力达到了一定强度,我们还能说是“自己”选择吗?实际上,“受困”并不是我们的“心理”,而是我们的实际处境。抛开这次“孤立的悲剧性错误”不谈,在中国如此努力地争取与美国友好的情况下,长期以来,美国又是如何做的呢?我想,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确实在受困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却完全缺乏受困心理。当然,面对这种处境,我们的应对应该是明智的,而不应该是冲动的。
3.前苏联对美国威胁的过高估计,作用与反作用使得两国关系恶性循环。几十年的军备竞赛,使得国力相对较弱的前苏联失去了大力发展经济的时机。
前苏联在军备竞赛上花钱过多,并不是因为它对美国的威胁估计过高,而是因为它自己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它十分清楚当时它的军力对于保卫自己来说是过多的。前苏联垮掉的原因则又要复杂得多,绝不可作如此简单的归纳。
4.多极化的判断仍是正确的。在此次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上,西方国家的空前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任何领域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单极化已成为惟一的国际格局的走向。除了军事领域,单极化倾向并不明显。
我们通常所说的多极化是就外交所努力的方向而言,并非是说现今已存在或即将形成的世界格局。“除了军事领域”,可怎么能除了军事领域去思考问题呢?当然,我们的无数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献都说这个世界是在向多极化发展,因此,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这个问题的,我以后会另外撰文叙述这个问题。
5.因为长期的封闭,中国的民众和媒介尚欠缺成熟的国际经验,在此非常时期,国民应培养全面地观察世界的能力,避免鲁莽断定,过早下结论,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2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得来不易,不能因为冲动而使其毁于一旦。
不要总是以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就是“封闭”和“欠缺成熟的国际经验”。“过早下结论”当然是不行的,时殷弘博士也不应过早下结论。
6.此时此刻,我们的政府应相信我们过去对国际格局的估计,这个格局即使要变,也不会变得太快。“风物长宜放眼量”,应是我们的战略。
“风物长宜放眼量”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过去对国际格局的估计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这么长时间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即使变得不快,恐怕变化也不会太小。
这次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无论怎么妥善解决,对中美关系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中国民众的情绪只是一个方面,美国已经有不少人就此事大做文章,试图以此事来证明中国确确实实就是美国的敌人。对此,我们当然要尽力做好工作,避免与美国为敌,但并不是单凭我们有与美国友好的强烈愿望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抛开这次完全是由美国引起的事件不谈,中美关系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一出现问题,就会在双方的国内引起相当强烈的敌对情绪。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的矛盾决定的。当然,有这些矛盾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敌对,因此我们应该做化解敌对情绪的工作,但对于中美关系的指望绝不能太高,而我们过去就是对中美关系指望得实在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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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时殷弘:“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应该以这次事件为契机,展开充分的讨论,不要事先设定条条框框。如果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更亲美,那么我们就更亲美,但不能不经充分的、全面的、完全解放思想的讨论,就盲目地、一厢情愿地把过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富国不能少了强兵
经济十分重要,它是军事力量的基础,中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今后也不能脱离这个中心。然而,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却是一个十分幼稚的错误。我曾多次地听到在中国各阶层的“精英”人士说,把美国的投资吸引来了,美国就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让步。对于台湾问题,他们也曾这么想,认为把台资吸引来了,台湾就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大陆做更多的让步。其实,已经有分析文章说明这个战略并不成功:台湾反而利用了这个战略,甩掉了它不需要的落后产业,完成了产业升级,它现在的重要产业都与大陆无关。美国也一样,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绝没有到可以影响美国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决策的地步,美国也不会允许到那一步。要知道,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作为政府,都是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国家安全,那就什么经济利益也没有了。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在军事上征服一个国家,或者仅仅是依靠军事优势部分地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往往就意味着极为巨大的经济利益,决非做生意所获得的商业利益所能比拟的。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本身就是欧洲人对于印第安人的军事优势的产物。如果没有欧洲人对于印第安人的军事优势,美国和今天美国的财富就都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实力恰恰也是经济的基础。
经济的牌不是不能打,但完全寄希望于此,没有政治、军事上的实力和战略,恰恰就决定了你还打不成这个牌。真正能使美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什么人望而却步的,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与你保持关系的,是实力。这种实力当然包括经济实力,但政治、军事实力绝不可忽视。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国防,乃是一个十分幼稚、荒谬的梦想,到了今天,我们应该猛醒了。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在没有外部侵略的条件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美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什么人还要来和中国保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沾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光,因为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原子弹和导弹。
当然,中国不应该在军备上花太多的钱,前苏联的前车之鉴确实是一个教训。要和美国进行全面的军备竞赛,是今后几十年内我国国力绝对承受不起的。另一方面,中国本来也没有像前苏联那样谋求世界霸权,中国要做的,只是保卫自己的生存。要做到这一点,只要确保对于任何一个敌人或潜在敌人的威慑就可以了。这是中国的国力完全承担得起的。
“所谓道德与正义,只有当实力相等时才能提出来讨论”,这是一个英国人的名言。要避免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被美国肆意“惩戒”的悲惨命运,中国就必须保持使侵略者遭受不可忍受的痛苦的能力。从这个目标出发,中国应该确保和发展以下能力。
1.面对新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强自己的核武器在第一次打击后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必须确保这种能力,这是高于一切其他考虑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国际舆论乃至国际条约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中国用不着在精确性上花什么钱:我们的核武器的用途就是大规模毁灭性的报复的威慑。
2.必须研究其他非常规武器。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在常规武器方面,如果对手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国即使要达到些许的有效性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与其花太多的钱跟在美国后面跑,把资源投放在很难见效的常规武器方面,不如多发展非常规武器,着眼于大规模破坏的战略。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只是着眼于力保在十年之内中国不遭受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的命运。从长远看,则当然应该有更全面一点的军备建设,使得中国可以有更多的战略选择。现代高科技发展很快,到了那时,很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也应该彻底解放思想,设想和研制各种现在还不属于常规的武器系统。
3.作为意义更广泛和更长远的工作,认真地全面检讨一下中国的科技能力和生产能力。认真分析一下哪些是我们现在没有,但却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东西;哪些是我们经过短期努力就可以掌握的,哪些是我们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掌握的;哪些是我们需要优先掌握的,哪些是可以暂时放一放的。然后制定规划,拿出五六十年代搞两弹一星时一半的努力——一半就足够了——搞些东西出来。
另外,对于那些够不上进行大规模毁灭性报复,但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形成相当大的损害的行径,中国也必须有一定的应对能力。中国应该明确宣布,这种行径包括超过一定限度的对于中国的经济制裁。
中国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以实力为基础,在适当的场合做做“坏孩子”,很可能反而有助于和他们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反而更具备合作的基础——如果这些国家明白,损害中国的利益会遭致严厉的报复,到头来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他们反而会更主动地谋求中国的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大棒和胡萝卜并用本是一个基本法则,中国这些年来只用胡萝卜,忘记了大棒,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
有人怕做了“坏孩子”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其实,你以为我们努力做了这么多年“好孩子”,我们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就好了?可以告诉你,一点没有好,倒是很可能更坏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坏到了头,再也坏不到哪儿去了。我甚至在想,美国的宣传机器如果要想进一步妖魔化中国,搞过了头,反而会搞得令人难以置信了。因此,为了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完全没有什么必要去过分顾忌国际形象,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国际形象说不定还会更好些——人家最起码敬重你是条汉子。
做“坏孩子”,要做得恰到好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比单纯地做“好孩子”还要难。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须扭转。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如果没有一点做“坏孩子”的勇气,则不落后也要挨打。
中国的宋朝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相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宋朝在经济上不仅不落后,而且是先进很多很多,但却总是挨打,最后把国都亡了。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清朝。在鸦片战争时,中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比英国只多不少;直至1860年,中国还是与英国不相上下的:中国占19.7%,英国占19.9%③;中国的外贸是大量顺差,所以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才要大量向中国输出鸦片,以弥补贸易赤字。中国的经济如此强大,但大清国却如此不堪一击,连个回手的余地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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