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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派蒂到塔尼娅--我整理了事件的一些资料--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从派蒂到塔尼娅
  
小编ss 发表于 2007-10-27 22:00:00

1975年9月18日:报业继承人Patty Hearst遭激进组织SLA绑架
   
约1973年:在美国报业继承人Patty Hearst被SLA 激进组织绑架之前,和她的未婚夫Steven Weed在户外的合影照片。
circa 1973: American heiress Patty Hearst (Patricia Campbell Hearst) and her fiance, Steven Weed, posing outdoors prior to Hearst's kidnapping by the 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Photo by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拍摄的电影《Patty Hearst (1988)》http://www.imdb.com/title/tt0095836/的DVD封套,此片获得嘎纳电影节最佳**的提名



主人公出版了她的自传:书名叫做《Every Secret Thing》Patty Hearst Her Own Story,并且
担任了Patty一片的编剧http://www.imdb.com/name/nm0372553/,也算是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被绑架之后,patty由于和绑架她的人一起参与了银行抢劫,遭到国家的起诉,到最后是由当时的总统 比尔*克林顿 亲自提审并释放的啊,当时也非常轰动,
各位看官不知还记得否,呵呵,好了,废话不多说,看文章吧




如果派蒂·赫斯特没有在19岁那年被绑架,她的人生一定会与今天截然不同。依靠自己身世背景和努力,也许她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或传媒集团管理者,但现实总是以不容分说的强硬姿态打碎个人理想,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在美国1970年代的历史中,派蒂·赫斯特是最著名的封面女郎之一,在1974—1975两年里,她登上《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封面的次数超过了美国总统和任何一位社会名流,《滚石》杂志还专门为她的经历作了一次深入的调查报道。之所以能受到大众如此的关注,并不是因为派蒂在当时做出了什么重大的社会贡献,也不完全是因为她是报业大王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孙女。事实上,她在那个时代的名气并不是什么好名声,人们是她把当作了受害者、罪犯和变态案例在讨论。这一切都因她19岁时遭遇的绑架案而起。

派蒂·赫斯特生于1954年2月20日,她的全名是帕特莉西亚·坎贝尔·赫斯特(Patricia Campbell Hearst),按照英国国家的人名昵称习惯,人们叫她派蒂(Patty)。作为威廉·赫斯特的第三个孙女,她在加州城市Hillsborough的郊区过着生活优越的童年,在当地著名的女子学校读书。和很多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她也会做出很多叛逆的行为,她尝试过196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制幻剂,15岁时就有了第一次性行为,当一位修女老师试图管教和归整她的行为时,她对修女说:“你去死吧!” 在Monterey的女子学校读书期间,派蒂与她的数学敬家庭教师Steven Weed 相识后坠入了爱河,他们订了婚。在派蒂的大学前两年,他们住在一起,后来Steven Weed 得到了在加州大学的教职,派蒂也跟着他搬家到了伯克利,派蒂在伯克利注册了大学二年级的课程,主修艺术史。在Steven Weed 后来出版的回忆录 My Search for Patty Hearst中,他这样描述自己与派蒂·赫斯特的关系, “我们的生活非常幸福,一起学习,周末去看电影,去自助洗衣店洗衣服,逛街选购生活用品。我们只是两个相爱并准备结婚的普通年轻人。”从Steven Weed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派蒂·赫斯特是一个非常甜美而幸福的女孩,过着许多普通年轻女孩的生活,内心对未来的幸福充满憧憬和自信。

虽然派蒂和爱人一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身为赫斯特报团主人孙女的身份却使她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名为“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简称SLA)的恐怖组织早已盯上了派蒂,他们的目标是通过绑架派蒂来勒索她的祖父威廉·赫斯特——他不仅是赫斯特报团的主人,也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政治人物。

共生解放军美国当时著名的恐怖组织,由一群嫉世愤俗又任性妄为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反对越南战争,为争取民权而实施暴力行动。他们通常在城市中活动,声称自己是站在下层阶级的立场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希望能帮助穷人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得到“补偿”,他们还提出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口号,从一开始就荷枪实弹地与政府对抗。 在共生解放军的一系列暴力行动,引起最大社会反响的就是他们绑架并“洗脑”了派蒂·赫斯特。

1974年2月4日,还有两周就要满20岁的派蒂·赫斯特在她与Steven Weed的家中被共生解放军绑走了。他们以派蒂的生命相威胁,先是要求美国警方释放两名因谋杀奥克兰学校校长被捕的组织成员,用他们来交换帕蒂,在被美国警方拒绝后,他们又转而要求赫斯特家族捐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食品分给穷人,后者照做了,美国上流社会一篇哗然,底层百姓则欢欣鼓舞。

在赫斯特家族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后,共生解放军并没有释放派蒂,事情的发展出现了最戏剧性的一幕。在遭绑架两个月后,一盘有派蒂本人录制的录音带在广播上播出,派蒂在录音里宣布与自己的家族决裂,加入共生解放军并从此改名为“塔尼亚”(切·格瓦拉女友的名字),并已经与共生解放军的一个成员堕入爱河——帕蒂称他为“我了解的最美的男人。她说:“他们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在安全的地方被释放,要么加入共生解放军,为我自己的自由和全体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而战。我选择留下来作战。”这段录音在后来派蒂被捕后,成为陪审团裁定她有罪的直接证据之一。

此后没多久,派蒂的面孔就出现在一盘共生解放军抢劫银行的录影带里,她神色不安的端着一把卡宾枪自出张望。与录影带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张派蒂手持卡宾枪站在共生解放军其之前的照片,她的表情里并没有一个战士般的坚定和勇敢,而是满眼的彷徨无措。然而在1974年5月16日,正是这个满眼不安和彷徨的“塔尼亚”,又与共生解放军团伙一起闯入洛杉矶一家体育用品商店,试图援救一名被当做小偷逮捕的组织成员。一名FBI官员回忆称:“帕蒂•赫斯特打光了卡宾枪中的所有子弹,随后她拿起另一枝步枪,再次打光了子弹,所幸她没有打中一个人。”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故事顿时成为了美国媒体大肆炒作的头条新闻,也许正是因为新闻报道的渲染,美国联邦调查局把派蒂列入了十大通缉要犯的名单,开始了对她长达19个月的追捕。

在派蒂·赫斯特后来出版的自传Patty Hearst: Her Own Story中,她回忆和描绘了自己在被绑架的日子里的遭遇,她说她被共生解放军轮奸、毒打和洗脑,他们只给她微薄的食物,不让她睡觉,只是不停地对她“说教”。她起初很害怕,怕他们会杀死她,后来却慢慢的开始接受他们的“教育”,甚至在幻觉中相信他们就是她的亲人、朋友和战友。在接受英国《每日快报》采访时,派蒂也回忆说:“当时我被蒙住眼睛,塞住嘴巴,手脚捆绑着。他们不让我睡觉,不给我食物,我最担心的是,如果你不和他们合作,你就会被杀死。”在后来的审讯中,派蒂试图以自己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由争取法庭的无罪裁决。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病症的由来是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图抢劫瑞典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了警方营救他们的努力。这起劫持案最后以歹徒的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综合症的例子可以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受害者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会对施暴者的一点点善意行为产生从认同到感谢到帮助的心理变化,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体育运动店劫案发生的第二天,洛杉矶警方接到可靠消息,他们包围了共生解放军的藏身之处,在一场激烈的枪战后,警方击毙了共生解放军的头目迪弗里兹,帕蒂和其他一些成员却逃跑了。而这次逃跑也在后来的审讯中加重了派蒂的罪行。当帕蒂再次回到加州时,FBI逮住了她,此时距她被绑架已经过去了19个月。没有人知道派蒂在被绑架关押的过程中,思想究竟经历了那些变化,但参与两起劫案确实证据确凿的事实。

这一段短暂而疯狂的“劫匪”生涯改变了派蒂·赫斯特的一生,1976年,派蒂被陪审团裁定两项抢劫罪名都成立,判处7年徒刑。当时距第一起斯德哥尔摩病症出现时间不过3年,对这一课题的精神病学研究上没有足够的成果来支持法庭审判,尽管派蒂和她的律师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从普通美国人中选出来的陪审团却只愿意相信眼之所见的事实。

1979年,随着人们对斯德哥尔摩病症认识的扩展,也是在赫斯特家族的影响下,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宣布了对派蒂的减刑决定;2001年,在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他宣布彻底赦免派蒂的罪行。派蒂终于重获了自由,却因为那段不光彩的过去,永远失去了追寻理想的机会和勇气。

在被释放后,派蒂过起了真正普通人的生活,她嫁给了自己的保镖,生育了两个孩子,在David Patrick Columbia的New York Social Diary里,她被描绘成一个温柔而有爱心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现在派蒂和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她的丈夫Bernard Shaw担任了赫斯特集团的保安主管。毕竟是威廉·赫斯特的孙女,派蒂也算是一个名人,她偶尔会出现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出演了四部John Waters导演的电影——Cry Baby、Serial Mom、Pecker和Cecil B.DeMented——可惜都没有取得比较好的反响。她也写书,还会参加一些慈善团体举办的公益活动。1988年,派蒂·赫斯特的故事被拍成同名电影,她在电影中扮演了自己,这部电影曾获得第41届嘎纳电影节最佳**的提名,有人把它的中文名称翻译为《红色八爪女》。派蒂本来有着姣好的容貌,也许成为一个电影明星正是她年轻时代的梦想,可惜那次著名的绑架案和审讯断送了她的理想,她很出名,可惜那并不是什么好名声,而且新一代依靠坏名声红起来的名门女孩比她更漂亮,也正擅于“表演”。

共生解放军的阴影并没有因为组织的粉碎而远离派蒂,1999年,她被要求在一起前共生解放军成员Sara Jane Olson的审讯中出庭作证,她的证词被视为指控成立的重要证据。在接受CNN著名主持人拉里·金的采访时,派蒂·赫斯特说,她相信Olson和其他共生解放军的领导人试图颠覆这个国家,她对共生解放军的行为与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爆炸案和60年代查尔斯·曼森的行为一样看待。

最近一次看到人们提起派蒂·赫斯特,是在热播美剧《丑女贝蒂》里,时尚杂志创意总监的助手提到,人们在准备一个聚会以纪念派蒂·赫斯特被绑架33周年。

[ 本帖最后由 sky5 于 2008-3-17 08: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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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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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生活中类似的病态心理很多。
比如消费、偶像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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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怎么样,有“趣”吧,但其实很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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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1977年5月19日,27岁的卡罗离开位于奥勒冈州尤金市的家乡,起程去探访一位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北加利福尼亚州距离奥勒冈州大约有644公里的路程,路上她搭了个便车,车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门龙,妻子叫珍尼斯。半途中,她突然被勒令举起双手,蒙上眼睛,卡罗被带到了一个屋子的地窖里。

  卡罗清楚记得卡门龙把她身上的衣服脱去,一条鞭子抽打在她的身上。以后每天,卡罗先被毒打一顿,然后吊在门檐上,脚尖仅仅踮到一点点地面。卡罗刚开始还拼命挣扎,卡罗最初的一段时间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门龙特意用金属做了一个双层头罩和像棺材一样的箱子,她在里面不能吃、喝、听、看。卡门龙是一个虐待狂,他崇拜古代的奴隶社会,长期沉迷于带有暴力倾向的色情文学,他把卡罗当成自己的俘虏,而自己就是奴隶主。从卡罗的身上,他得到了征服感和占有感的满足。

  在这个小镇,卡门龙夫妇看起来是极为平凡和不起眼的邻居,他们和平常人一样,白天去上班、购物,晚上回家睡觉。卡门龙在当地的一家木材加工厂工作,他们的邻居评价这是很爱安静的三口之家。但是从来没有人了解这一家子的背景。在邻居的眼里,卡门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他不善和人交友,只喜欢默默一个人干活。卡门龙几年前毕业于当地的一所高中,然后在1973年遇上了当时只有15岁的珍尼斯。珍尼斯患有轻度癫痫病,卡门龙就是看上了她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优点。卡门龙认为,只要有男人肯要珍尼斯,珍尼斯一定会为这个男人付出任何代价。

  卡门龙疯起来的时候会把卡罗的头按在水里,直至几乎窒息,或者接通电线,或者用手扼她的脖子。而鞭打是每天的家常便饭,有时卡门龙还拍下卡罗的照片,然后在家里冲洗。每当卡门龙折磨卡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兴奋。卡门龙还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来实施自己的虐待欲,包括在地下杂志上剪下一份据称是出售灵魂的契约,强迫卡罗签下。他还在卡罗的**上穿了一个洞,说这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并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当确定卡罗不会试图逃跑时,卡门龙决定要和卡罗结婚。自此,卡罗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干家务活,甚至允许她出外慢跑,而卡罗每次总是会回来。一些邻居也开始看到了卡罗,他们都以为她是这家的保姆。

  1980年,卡罗甚至可以到外面打工。实际上已被绑架了三年的卡罗这时有许多机会可以逃跑,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卡罗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发现,加上嫉妒卡罗的“得宠”,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地狱。难以置信的是,卡罗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后,还一直打电话给卡门龙,他哭着企求她回来,而卡罗向他保证决不起诉他。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离开了卡门龙,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他们聊了将近2个小时,珍尼斯把故事全部说了出来,心理医生报了警。

  1984年11月,卡门龙被正式逮捕。在法庭上,主控官描述了卡门龙最喜爱的一部电影,片中讲述了一个虐待狂绑架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并把她变成一个顺从的**。这个女孩最终变得忠心耿耿,甚至为她的“主人”牺牲了生命。主控官试图以这种戏剧化的形象,向陪审团证明卡门龙如何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而卡罗也和片中的女孩一样,被卡门龙完完全全洗了脑而丧失了个人的意志。此外,压在卡罗身上的是一种无形的恐惧和枷锁,因为害怕报复,所以她一直不敢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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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ia Campbell Hearst 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接着放几个同样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案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定义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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