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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出错，客户有罪吗？--评许霆案
无论各行各业，都有出错的时候，出了错，造了损失，当然得自己负责任，这个简单的道理怎么到了银行就变了？在银行职业的嘴巴里有个口头禅：银行是不会出错的、银行的电脑是 不会出错的、提款机是不会出错的。可是百姓们一不小心，就会从提款机里取出假钞来，会发现存在银行里的钱变少了，当你跟他们较真要提出监控录相来看的时候，往往这录相监控 也正好坏了，看不见。所以银行也会出错的，只是银行的面子大，它出了错还不认错而已。
许霆的案子有点特别，绝大多数的时候银行出错往往导致客户的利益受损失，所以这时候银行就乐得将错就错了，这时候录相也会坏，证据也找不到，活该你破财，这一回银行出了大 错，弄得自己出血了，于是啥都有了，没费多少事就能把占了便宜的人给找回来，甚至能让警察在全国通辑他。把他给抓回来。
对于许霆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类比一下相似的情形，看看他是不是犯罪了：我到银行取一千元钱，职员却扔给我一万元，我给拿走了，这是我犯罪了吗？你白给我钱，我拿走不是天经 地义吗？当然，你事后找到我，说明是你错误地付了我款，要求拿回多余的钱，并向我到谦，这事好商量。当然你也可以指责我革命觉悟不高，占了不该占的便宜。当然，也可以到法 庭起诉要求我退回多拿的钱。总之，这是个民事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
再类比一下：我到提款机上取五千元钱，结果机器只吐出五百元钱，我再取五千，又只吐出五百，而我的卡上却一分不差地被扣去一万，请问，这是否该认为是金融机构抢劫客户了？ 这是否是金融机构的犯罪行为？说老实话，事实上往往是当你找到金融机构理论的时候，他们会不认帐，他们的监控录像也会恰好坏掉了。--正符合抢劫的性质。合法地抢走了我的 九千元存款。银行出了错，导致客户受损失了活该，导致银行自己受损失了就是客户犯罪，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所以说，许霆无罪。许霆到取款机前提款，是银行的客户，银行犯了错误，多付了钱，不是许霆的责任，是银行的责任，银行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当由银行自己负责，怎么能由客户来负 责呢？更不能把客户打成罪犯，人家按照正常手续取款，再怎么牵强附会也扯不到犯罪行为呀。
有种说法是许霆取一次钱不算犯罪，取十七次就肯定是犯罪了。这话大错特错，取十七次钱，是银行犯了十七次错，取的次数越多，银行犯的错越大，许霆取一百次也构不成犯罪。事 实上银行方面得到了维护取款机公司的赔款，这证明了一个道理：犯错的应当为损失负责，取款机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由维护取款机的来负责。而不是由客户负责。银行一方面得到了 维护取款机单位的赔偿，同时却向许霆追索多付的钱款，这才是真正的不当得利。
具体到许霆的案件处理，银行最多也就是到法庭上拿出证据证明多付了款，要求许霆交回不当得利，（注意：这个官司是民事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同时，银行应该为自己失误导致的 后果向许霆道歉。如果银行真的是把客户当作上帝，则应该宣布放弃追索这笔钱。或者将它作为对许霆发现银行错误的奖励: 如果不是许霆及时地一次性大量提空了取款机，可能银行还不会这么快就发现了错误，会有更多的损失--比如有一百个人每人多提了一万，你要花更多的财力去追索这些钱款。甚至 为打官司所花的费用将远超过追回的钱款数额。
也许这笔钱就应该属于许霆：银行的取款机是不会出错的，它吐出那么多的钱必有它的道理。
现在许霆案已经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显然把许霆打成盗窃或抢劫已经无法成立了，但一些人还不死心，总觉得许霆是犯了罪，不判他几年就不解恨，他们还在搜肠刮肚罗织罪名。这 反映了银行方面当惯了老大，自己犯了错还想把责任推给别人，根本就是对客户的不尊重，更别谈把客户当作上帝了。许霆不仅应当无罪释放，而且应该就银行对自己的精神损害、名 誉损害及银行错误导致的经济损失进行民事赔偿。并向公安机关索取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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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应该控告的是那些检控2方的人员  他们没有法律的基本遵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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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霆案：检控方的责任值得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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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24日 05:03 来源：新京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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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检方去“了解”一下银行内部有无失职，这对于许霆案而言，是一个好的信号。它或许意味着，检方终于认识到就此事件而言，该落入调查视野的并非独有许霆一人。

　　魔鬼都在细节中。在法庭上，细节决定罪与罚。于公众舆论上持续发热的许霆涉嫌盗窃一案，本已“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在新闻媒体追踪之下，争议早已超出了许霆的罪与非罪，银行、维护商的过错与责任被网友反复提出。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学军就公开对记者称，“将让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了解一下银行内部是否有失职渎职的行为”。(《广州日报》1月22日)

　　之所以要调查银行在此事件中有无失职，除了要“体现法律的公平”，更重要的理由在于，银行本来就是这起“ATM系统出错致储户恶意取款”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只是，作为当事方的广州商业银行在这起事件中刻意保持低调，因而舆论的焦点一直集于“公诉机关诉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案”上了。

  

　　在这起公诉案件中，与许霆并列为诉讼两造的，并非广州商业银行，而是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犯罪通常被看作是“一个人对抗整个国家”的行动，因此，必须由国家———而不是由具体的被害人———来检控罪犯，打击违法，追寻正义。换言之，是检察机关———而不是银行———认为许霆的行为已构成犯罪需要提交法院审判。还是检察机关认为许霆的犯罪行为应判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所以才提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而不是某个区法院———来审判。

　　在理论上，公诉权只是诉讼的发动者，而非决定者。所以，许霆被处以无期徒刑的判决一出，作为决定者的法院遭受质疑，却几乎没有看到对检控方的追问。留意过国际新闻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在西方国家，直接面对舆论的公职人员多为检察官而非法官。

　　法官应独立于舆论依法裁判，这是司法自有的意涵所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虽然也是对检察官的要求，但当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被公众质疑时，就应该公开说明其检控或不检控的法律依据何在。张检察长公开指示广州检方去“了解”一下银行内部有无失职，这对于“ATM系统出错致储户恶意取款”而言，是一个好的信号。它或许意味着，检方终于认识到就此事件而言，该落入调查视野的并非独有许霆一人。

　　确切地说，在“ATM系统出错致储户恶意取款”事件中有三个关键的当事人：ATM维护商、银行、许霆。设备维护商与银行之间是合同关系，银行与许霆之间也是合同关系。维护商与许霆之间本没有关系，因维护商维护不当致ATM故障，才使许霆“恶意取款”成功。其结果是，维护商广电运通公司向广州商业银行作了全额赔付。许霆在逃亡途中曾表示愿意归还恶意取走的款项却被银行方面拒绝。(《新快报》2007年12月25日)显然，银行方面用民事途径解决了它与设备维护商之间的纠纷，却又希望借助于刑事司法途径来解决它与储户之间一个虚无的“纠纷”———广州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坚称“我们银行在此事件中并无损失。”对于许霆，银行的态度则是：侦控机关既已介入，就由国家处理好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犯罪”———被害人(银行)说自己没有损失，有过错的第三人(设备维护商)已经承担民事责任则无意向侵权人(许霆)追偿，侵权人却不得不背负一个“盗窃金融机构”的罪名。难道这是一个无被害人的犯罪？

　　许霆案重审之前，也许这些细节都应由检方来重新予以细细考量